读《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有感
发布时间:2017-02-24 16:52 阅读:856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作者是去年刚刚去世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孔氏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三十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部著作。但是,部部经典,堪称史学大家。这些经典以问题意识为出发,采取以小见大的特有写法来阐释“全国性问题”,比如《叫魂》单单以一种社会基层的文化现象入手,重点分析在皇帝、官僚系统与平民阶层的诠释,从而揭示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又如在《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在这些著作中,他并没有令学者印象深刻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时髦的学术理论,但他的问题意识、他的现实关怀以及他的思想,足以让他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展露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一个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如何使深奥的学术理论“深入浅出”,如何让人参透“意义终究会老去,而事实永远不会老去”这句哲理,注定是一位思想家的才华与价值所在。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孔氏不是在讲现代中国的如何形成,而是在讲现代国家所蕴含的各种性质是怎样一步步被中国具有的。诚如他讲道,“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同理亦可认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制度,这些都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同样也有各种替代性选择。对于普世性的问题或哲理(至少孔氏相信具有普世性的东西),它必然孕育一个个具体个案或个案的某一层面,并以其自身内在的方式、而非外部强加的方式呈现。然而,问题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的渐次转变?”

针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历程,上述所说的“现代种种知识资源”应属孔飞力在政治层面强调“根本性问题”或“建制议程”,也可归纳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种问题。具体地讲,“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第二,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第三,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孔飞力说:“这三种问题并非仅仅来自于帝制晚期的外来危机,更起始于困扰中国帝制晚期的具有多种侧面的国内危机”,但据笔者的理解,这三种问题实质上自古有之,从未中断,在整个帝制时期,这三大问题可还原成“帝王专制与官僚分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在现代性政治,它亦可视为“中央领导核心与中央各部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只是,在内忧外患的帝制晚期,所有由来已久而又尾大不掉的各种矛盾已然表明这种日渐没落的制度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三种问题,预示着“一种制度——一种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与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死亡”。

在表面上针对时局危机、实则处理“根本性问题”上,孔飞力以其“知识精英”的视角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维新变化前后的一系列人物上。从认识中国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魏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编纂《海国图志》、嫁接中西知识桥梁式人物,而且在于他所具有的“全球性视野”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性国家”具有密切关联的“根本性问题”。如魏源提出要使得更多局外功名者进入政治系统内部,并提倡“广开言路”,虽然在表面未曾涉及现代性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但“广开言路”却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期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制约”,但他们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

尤其在涉及冯桂芬批判者认为“公共利益在他们所处时代条件下是靠不住”的理论前提下,“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对人们而言,在没有替代性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而这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多数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办法吗?

在了解完中央内部集权与分权的基础上,“作为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的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力量不断得到强化。孔飞力认为,“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做努力的压倒性胜利”,因此,他用“耒阳暴动”与“农业集体化”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从根本上表明中介势力试图分权,而国家又趋于强化的特质。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这一具有普世性的“根本问题”论证了现代国家的内质在中国的形成,也说明着近世中国是如何走向威权体制的,以至今日,这种威权体制的作用还若隐若现。但中国为何走上这一威权体制?是因专制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产生了近世“威权体制”的新制度吗?还是恰如译者陈兼、陈之宏提及的那种类似“救亡压倒启蒙”的救亡说?其实,这始终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解释清楚的,可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国家”,尽管这句话或多或少地带有“西方中心论”与美国汉学观,但无疑不是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最核心的探寻和最真挚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