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与记忆
发布时间:2017-04-10 22:23 阅读:645

记忆是对情景的追溯,可真实的情景记忆却常常在时空的转换中面目全非,有的断壁残垣,有的消失殆尽,像隐匿在曲三酒馆中的那卷被郭靖看中的画卷,在平日里,它只不过是一卷不起眼的图画而已。但当记忆的漂泊大雨打湿这一卷长图时,人们方才窥探到画中风景的“曲径通幽”。而这一迷雾重重的按图索骥需要黄蓉的不时揣测,更何况面对那一域浩瀚而繁杂的情景,如梦,似幻。不过,人本质上是依靠记忆来生存,对情景的客观追溯,对记忆的真实追寻,注定是每一代人的终极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可悲:幸运的是正因为人类拥有了情景的记忆,一代又一代人才亦步亦趋地去仰望星空去脚踏实地;悲哀的是这一路狂奔终究是一场永远在路上的残酷游戏,永远追逐,却永远保持亘古的距离。人的悲剧性可能是命中注定的,如同死亡无法避免,当像患强迫症般转身向回走时,却意外地发现曾经的路早已变成一片汪泽,此刻是终点,也是起点。可在仍旧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该向哪去”时,突然间,那一根根枯黄的荒草在那一片汪泽中野蛮生长起来,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忽记起佛经上讲过“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而眼前的那一根根荒草又怎能不暗藏着原来的情景?又怎能不是一种记忆的隐匿?

——写在前面

(一)

叶芝尝言:“为说明一件事情,人类总是喜欢夸大一部分事情,忽略一部分事情”,而记忆对情景的追溯又何尝不是呢?在逝去的汪泽中,人们总是“无意识”地狠狠抓住一根根荒草,自认为仅凭这一根草便足以认识整个世界,想来终究是误读了“三千世界”的真谛!佛经云月印万川,理学讲理一分殊,其实质自然不是指“一加一等于二”,但亦并非仅靠“一”便可得出“万物”,而是在每一个“一”中抽解他们共有的特征与各自的个性,而这些共性与个性构筑了一个大千世界,亦构筑了对历史情境的还原。从这一哲学角度去回想茅海建的四篇关于戊戌变法的论文,在这一学习的路径里,我们理应突破原有的思想禁锢,从茅先生的各种史料运用与解读中,尽力还原历史时空里的记忆,向“戊戌变法”的真实情景迈进一步。

《救时的偏方》通过解读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关于军事外交的567件上书,将上书的内容分为军事对抗方案、师法西方与西法之不可据、书生议兵与武将议兵、因应的外交策略等六方面,证实本土社会环境的顽固性,如军事对抗仍以传统民团组织为主,虽提倡“师法西方”但军事思想上仍旧沿袭《孙子兵法》、《纪效新书》等传统兵家学说,从多方面分析戊戌变法时期的社会大氛围。《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突破了光绪帝锐意改革的传统形象,从各种近代史料中提炼出光绪帝虽意欲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但黄色土壤中孕育的思想又让他难以割掉“天朝上国”的传统脐带,因此,“调适”一词的背后含有一抹沉重的纠结心态。《戊戌变法时期的保举》以官员保举一事为切入点,重点引出官僚分化的各种利益矛盾与相互制衡,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官僚体系对戊戌变法的认识分化。《日本政府对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以甲午战后的主要学习者日本为对象,梳理了对华外交从功利主义到现实主义转变的特点,强调日本重本土利益与务实外交。因而在国际层面上,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外势力对戊戌变法事中、事后均具有实质性影响。

茅先生借助社会环境、皇帝、官僚与日本所代表的国际形势等方面建构戊戌变法时期的历史场景,将趋于真实的历史真相代入这一场景中,无形间,“秋风扫落叶”般回应了“戊戌变法为何失败”这一背景问题。跳出文外,对“戊戌变法为何失败”而言,对任何史实而言,无论是事实判断抑或价值判断,人们都会或多或少地讲上几句,但谁又离真相的景幕更近呢?常言道,“文史哲,不分家。”而学院老师补充道,史学,尤其是考据学,与数理化的内在理路却有其极大的共性。它们都具有科学性——相比于数理化中确定的答案而言,史学中各种史实的确认需要置于在具体的时空系统中,需要置于特殊的历史情景下。而这恰恰倒逼了一种系统性思维的构建,私念,这种思维框架的建构不仅是学习的目的之一,而且也是追溯情景与追寻记忆的必要前提,更是“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最佳诠释。

(二)

或许,在世界的本原,有真实的情景,但无前后的回忆。可一旦时空向横纵两方向疯长时,记忆便不时参与到情景的追溯中,继而也就繁殖出真实与虚幻、真知与迷魅。尽管世代皆有人高呼要理性、要逻辑、要去伪存真,但游走在虚虚实实之间,人们总会选择一种方式,如历史、文学、艺术等等,提醒着自己原该忘记的,不应或不愿想起的。从某种角度上说,情景是无法复原的,亦因而变得虚幻,但记忆因延续而倍显真实,尽管人们清楚记忆的虚假性,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进行除魅求真,但记忆却总是改头换面般翩翩而来。

正如在《诗人之死》中的那一串疑问,“朱湘的自沉,是否像王国维一样,在表面的个人困境之外,更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寄托?陈三立的绝食而死,是否并非出自新的‘爱国’主义,而是贯彻了传统士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精神?”步入近代,与引领时代潮流的Modern诗人相比,像朱湘、王国维、陈立山一类的晚清遗民是否已然明了“所谓的现代性不仅仅只由启蒙、革命、进步所表现”?面对公权力日益侵蚀私权力的大趋势,这类自幼读惯《孟子》《正蒙》《传习录》等传统经典的士人终究无法违逆,唯有毅然决然地抹杀自己的存在,进而慢慢地衍生出一种对现代性的无声反抗。对此,王德威说:“他们的自杀行为吊诡地落实了一种非传统(却不一定是反传统)的中国‘现代’主体性的出现。”

四九年之后,自杀、写作与现代性在文学史中形成了一条极其复杂的辩证链。二十世纪中叶,闻捷之死容括着一代中国文人在极左环境中的痛苦选择,亦见证了共产革命的律令与革命主体发言权两者间所形成的张力。“当外在的压迫已经忍无可忍时,自杀——以及随之而来的永恒沉默——成为他们最终的逃避与抗议”。至二十世纪末,朦胧诗派推翻了上一代的理想国与乌托邦,以顾城为代表的诗人作品流露着诡异、出世的美,“〇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他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而顾城之死倾诉了个人命运、当代文学、历史、甚至政治的困境,以令人震撼的形式,以预料之外的结果。“终其一生,顾城不断宣告自己的虚无哲学,但他却陷入自己的多重形象,无以自拔。那些形象可能是纯属偶然,也可能是精心设计,只有诗人自毁时才全数出清。”

张颐武说:“无论怎样风马牛不相及,对诗歌的崇拜,是否与对毛的崇拜,对中国的文学传统的崇拜,以及对广义的共产主义传统的崇拜,有所关联?如果的确有所关联,则先锋诗人是否在批判毛的传统同时,又暗暗助长了毛的传统?”这一论调是否可解释顾城之死呢?是否可以告别自杀诗学呢?

王德威在《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中提道,“重写文学史的‘重写’意义不是再还原真相,而是写出真相的种种拟态;‘文学史’的目标不仅是对文学史料作出实证叙述,而是正视文学虚构的本命,以及由此所折射的历史光影”。其中,那一“虚构的本命”是情景,可未必是虚构,历史的光影是记忆,是灵魂,也是鬼魂,而“人的记忆有时而穷,鬼的记忆天长地久”——

魂兮归来!